中国的农业是成功的，因为中国解决了14亿人的温饱问题。但是，绝不可以说，中国可以不再忧患粮食问题，因为从吃饱转向吃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粮食进口实现的。
近几年我国进口的粮食约占粮食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我国每年进口了大约10亿亩耕地的粮食产出，并且粮食进口很大比例源自西方，这就使得我国遭遇粮食战的风险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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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西方为了保住自身利益，极有可能通过粮食武器，算经济账、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进而逼迫我国退出高端产业。
特别是从2018年以来，中西方摩擦不断加剧，2020年开始的三年疫情、叠加俄乌危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紧迫感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发生战争之类的，我们总不能靠别人吃饭吧？
在国际平和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国内耕地情况也不容乐观：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耕地面积在以每年300~500万亩的速度缩减。
我国耕地因粗放式管理和高强度超负荷利用，土壤地力衰减，质量下降明显，因水土流失、盐碱化、用养失衡等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保护耕地“命根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也正是基于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下，国家才提出了建设高标准农田和尽一切可能多开垦未开发利用的土地，以增加耕地面积。
毫无疑问，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顶层设计的初衷和方向是明确的，但却被地方“庙里的和尚念错了经”。
出现了生硬地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粮食作物，只是追求“纸上谈兵”的耕地规模平衡，而没有考虑土地开垦后的用途，再次造成土地流失甚至演变为闹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田开垦运动。
许多地方过去被鼓励发展起来的果园、苗圃以及池塘，现在却被“一刀切”的推平，而且强制规定只能种植粮食作物。
“水稻上山”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场景也是屡见不鲜。在许多地方，挖机被开上了陡峭的山坡，颇有当年“农业学大寨”的风范，但却变了味。
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退耕还林才换来今日的“金山银山”，现如今被硬生生修建成梯田，这样的土地不够肥沃、无法持续种植谷物和油料不说，也无法经受大自然的考验，一场大雨就让其脆弱性原形毕露。
原本看似“壮观的梯田”，在大雨之后大量的表层土被雨水带走，塌方、千沟万壑、残垣断壁随处可见。这样的土地不但不能耕种，而且还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鲁莽的逆天造田不仅仅发生在农村，这股“歪风”也刮向了城市。前不久，成都市计划将原本沿着城市周围规划的绿化带重新开垦为农业用地，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另外，在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中，对土地资源的使用要求是：如果一块农田用于非农业目的，则必须创建一块新的同等面积的农田。但是，许多地方为了完成配额指标，常常把好耕地用于建设，而将污染严重、生态脆弱或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严重的土地、坡地转为耕地，用这样的土地种粮食，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看总量，我们确实有很多土地，但与14亿人口相比，土地却是一种稀缺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城市、发展产业、保护生态都需要土地。
在仔细计算和严格预算之后，如果有一个优先项，那一定是必须保留粮食耕地面积，所以，我们划定了18亿亩耕地底线。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地方为了置换工业用地和增加耕地面积，却做起了表面文章，甚至闹出上文中提到的不少违背自然规律的笑话。
随着闹剧愈演愈烈，我们看到，国家终于出手了。近日，自然资源部出台了严禁地方对土地利用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包括推平果园、苗圃和池塘。还列出了不得将不符合标准的土地转为耕地。该指令还禁止开垦坡度超过25度的土地等等。
其实，发布行政命令的办法虽然能够堵住一时的漏洞，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好地解决办法是提高农民种粮的收益。
近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在使用补贴和激励措施来帮助扩大全国的耕地面积，但大多数年轻劳动力仍然选择放弃田地，到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而不是从事农业。如果农民能从种地中赚到很多钱，就会主动在田里种更多的庄稼。
耕地是保障一个国家饭碗成色的基础，守住18亿亩耕地面积是底线，不能松懈也不能逾越，但也不能脱离实际，大搞形式主义。
